[14]这些文章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讨论有一定启发意义，是不应当忽视的。
在国家赔偿领域，连带责任或许还有更重要的保证受害人充分救济的意义。叶百修，见前注[1]，页1609。
[20]后者如，在洪水来临时，政府没有采取积极防范措施，以至于洪水冲垮堤坝，造成大面积的土地、房屋被淹，大量居民和村民流离失所。有学者称这种作为义务是法律间接体现的作为义务，或者称其来源于国家职权的一般原则。本文引用的案例皆源自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数据库，下文不再专门注释。《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则，新旧国家赔偿法在肯定性列举行政赔偿范围的时候，都采纳了开放式结构，前引的两个兜底条款，也可以作为行政怠于履行职责致害赔偿的依据。
[14]这些都意味着，在受案范围层面上，把原告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情形不服提起的诉讼，也放在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范围之中。在不同情形下，国家与第三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关系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全球面临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乃至危机频仍的今天，各国政府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各方联手、积极出手拯救企业、介入市场、干预社会生活，为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如经济扶持计划、社会福利改革计划、经济危机应对举措等等，这些都是政府服务职能的体现。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行政法制改革与创新的政治智慧和资源，主要是在地方、在基层、在民众之中。第六，在程序与实体的关系上，从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发展到实体和程序并重，结果和过程并重。软法的理论尚不成熟，在学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必要的共识，但其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实用价值值得重视。广州、北京等地的公众参与举措等等。
对于公众参与行政管理过程、成为行政助手的法治发展意义，现在还没有被普遍、深刻地认识到，因此出现过许多教训。提速3年多，天津市行政许可服务中心累计办理审批和服务事项49万件，按承诺时限提前和按时办结率达99.15％，办事企业和公民的满意率保持在99.9％。
在这个十年，从过去行政法律规范被单纯视为政府管治公民、管治社会的手段，行政法治观念比较淡薄，到开始注重运用法律手段，公民可以针对违法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行政法制建设开始起步。（2）行政法制建设规范发展时期，时间跨度大致是从1989年到1998年。在中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资助等柔软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越来越多的社区自治管理和服务等等。对于中国大陆的行政法制来说，行政法文化革新的基本追求就是上述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实现。
二、观察样本：若干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前已述及，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政治改革稳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提上日程乃至优先推进，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法律制度开始了走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革新进程，政府角色由管制者、司令员、传统家长正逐渐转变为指导者、服务员、合作伙伴，政府职能正逐渐由简单片面（或全能无限）转变为适度有限，政府规模正逐渐由庞大（或极小）转变为适中，政企关系正逐渐由对立、疏远或者胶着转变为指导、服务与合作，行政方式正逐渐由单一、单向、强制转变为多样、互动、柔性，行政法制正逐渐由管制型、秩序型、命令型、一味赋权型或一味控权型，转变为服务型、给付型、指导型、权力与权利平衡兼顾型，行政法学也逐渐由机械行政法学、静态行政法学、单纯工具行政法学，转向能动行政法学、动态行政法学、综合功能行政法学。这就要求各级各类公务人员增强人权观念，慎用手中权力，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自觉尊重和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平等权利、政治权利、精神与文化活动的自由、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社会经济权利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2）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政府权力有限的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罗豪才、胡旭晟：《对我国多党合作与人民政协的法学考察——以软法为主要分析工具》，载《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12月刊。
（4）从传统型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法制理论，走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行政法制理论。二是行政法制的科学化发展趋势。
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要改变落后的、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管理体制等制度架构，也必然要求整个社会在价值观念、社会认知等文化心理层面的一系列回应、调整、变革。[6] 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一系列要求的基础上，2010年11月国务院颁布的《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第五部分（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此跟进作出规定：第十四条明确提出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方式创新。
据对20个审批项目的统计，实施并联为主的一窗式审批后的审批事项承诺办理时间比法定办理时间平均缩短了92个工作日，缩减率94％。从这些获奖将目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大陆的行政改革创新的大致走向和重点领域，也不难看出既往行政规制改革的缺陷和不足。回应上述法律价值观变化，树立与法律价值观相适应的现代法治观念，在当下中国特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 例如，它强调了一系列新理念，以推动人们的观念更新，包括参与行政、合作行政、行政服务、行政公开、行政效能的观念和原则。他们坚持现代行政服务理念，宁可自己麻烦百次，不让群众麻烦一次，不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审批环节，规范审批行为。因此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积极推动行政法文化革新，采取了许多教育培训措施，促使各类行政公务人员更新观念，逐步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包括宪法至上、尊重人权、行政权限、行政民主、行政服务、程序法治、政府诚信、接受监督、权利救济等观念，学会以新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和依法行政。
戴什么眼镜就看到什么世界。因而拓展和完善救济渠道，树立权利救济和善待行政原告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于2008年专程去天津进行此项专题调研时就深感，他们推出的四位一体行政审批管理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体现了行政管理创新与社会管理创新协调推进的双重要求，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有力地约束了行政机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于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具有示范意义。三是行政法制的法治化发展趋势。
事实上，以往不少地方行政改革创新的本土经验，不仅有效地推动了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央层面的立法建制和整个行政法制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促使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模式，在科学发展观和依法治国方略、依法行政理念的指引下，由过去的集权行政、粗放行政、人治行政、管制行政，逐步转向民主行政、科学行政、法治行政、服务行政，正稳健地走向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其中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研究。当代行政管理方式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类是传统的刚性管理方式，可谓之存量的行政方式，如行政命令、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此类刚性管理方式好似重拳出击，可以立马见效、立显权威，但也易于激化矛盾、小事变大（而这原本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强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恶化政民关系、损害政府形象、影响社会和谐，因而此类刚性管理方式亟需且正在进行适应当今行政民主化潮流的调整转变，也即进行民主化改造。
回应法律价值观变化的行政法监督救济制度发展，表现为代表评议、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道歉等监督责任救济制度发展。（2）从法律虚无主义到行政法治主义，从形式法治主义再到实质法治主义、功能法治主义。其中有一些项目，笔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间提供了指导帮助，对其获奖深感欣慰。这四种表述分别出自：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2期。
为加强对行政审批的监督，市监察局在服务中心设立了监察室，对进驻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行政效能进行综合考评，并由申请人对受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一事一评议。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发展过程，2004年3月中国宪法第4次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突出地强调了保障公民权利、规范国家权力（重点是规范行政权力）这一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理念，突出地宣示了我国宪法的人权关怀。
其次，要注重行政谦抑。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法制建设取得显着进步：各级政府机关注重加强行政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大行政救济力度，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逐渐提高，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走过了一条艰难前行、成果丰硕的行政法制建设道路。
再次，要实行民主行政。不仅在行政法制领域，在立法、检察、审判等法制领域，采用高新科技也都带来很大冲击和影响。
3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行政法制建设不能简单地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进来，必须注重与本土资源的结合改造。[13]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价值观念还可以概括为如下两组：（1）以人为本、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环境友好。因此，该市此项改革举措于2009年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简言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行政民主观和现代行政法治主义精神，积极采用高新科技，注重探索方法创新，做到柔性管理、民主管理，并且做到科学管理、高效管理，这是行政规制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
三是体现了服务精神，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方向。具有不同的法制观念，对于客观事物会有不同的认识，会有不同的法制实践效果。
[12] 在最终获得中国法治政府奖的8个项目中，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经验、《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沈阳市城市行政管理执法勤务区工作模式、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工作等多个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都曾得到笔者的长期关心和各种帮助。问题在于，现在我们提出政府改革居于当前改革的首位，那是否意味着现在就能够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呢？恐怕还不行，因为政治改革的某些部分比较敏感。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价值观念是鼓励竞争、尊重个性、尊重人权、注重效率。特别是对于行政机关工作的领导同志来说，要求其适应新形势树立新的民意观、发展观、政绩观和治理观，这是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义。
